相信大家在看某些關於經濟論述的文章或部落格,或多或少都會看到或聽到「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這名詞,但什麼是新自由主義呢?這跟三民主義、共產主義、XX主義、OO主義有何不同?是不是又是經濟學家自己創造一個看起來很專業又富有哲理的"專有名詞"?

《崩世代》一書當中,在前面的導讀章節即提到這名詞,認為台灣現今的慘況,與政府和民間部門奉行這套經濟思想,用這套思想邏輯施政和治理國家,而導致崩世代的出現,有很大的關係!

(詳情參見:《崩世代》讀後感(1) - 財團繳稅一點點,不對不對 、《崩世代》讀後感(2) - 少子化的對策 )

除了新自由主義,這樣的思想也被冠上各種不同的稱號,由近代的政治人物作為代表,包括前美國總統雷根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剛過世不久的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而在經濟學界,就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海耶克與米爾頓費德列曼作為代表人物。

還有其他像是「芝加哥經濟學」或是更通俗的「資本主義」等比較耳熟能詳的名稱。

敝人的幻想論述文之一 兩性的"貨幣"戰爭(3) - 金本位的告終 一文也有稍微提到關於新自由主義的歷史。

雖然我也不盡然了解這套經濟思想,但因敝人才疏學淺,無法完整敘述,故轉貼某位網友翻譯的英文文章,簡單又清楚闡釋了「新自由主義」的來龍去脈,並且與大名鼎鼎的凱因斯經濟學做為比較,讓大家理解並且去思考,為何今日社會有貧富差距現象的產生?為何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為何政府要減稅?為何會有金融危機的發生?為何總是看到各種經濟學的言論為自己的立場爭辯得不可開交?這些都與各國(尤其是美帝)的經濟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原始翻譯文:吳奕辰的Facebook網誌

原文文章出處: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And How We Can Fix It)


 

身為大學老師,我經常發現我的學生將今日主流的經濟意識形態(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當作理所當然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這並不意外,因為他們許多人都生於獨尊新自由主義的1990年代。在1980年代,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還需要說服人們除了新自由主義之外別無選擇。但今日這個假設已經是現成的、如水一般自然、是每日生活的用品。然而,這並不一直都是如此的。新自由主義有其獨特歷史,而認識其歷史是克服其霸權的解藥,這段歷史說明了今日的秩序並非自然的、亦非不可避免的;相反的,這是新的、來自某些地方的、且由特定的人群為了特定的利益而設計

 

構成當今基本政策的標準經濟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裡會是被視為荒謬可笑的。類似的政策曾經被嘗試過,但造成災難性後果,而大部分經濟學家們轉而擁抱凱因斯主義,或其他形式的社會民主。如同Susan George所述:「市場應作為主要社會和政治決策、國家應該自願放棄其在經濟中的角色、企業應該被賦予完全自由、工會應該被遏止、公民的社會保險應該減少……這些想法完全背離了那段時間的主流精神。」

 

那麼事情是怎麼變化的?新自由主義來自何處?以下我將描繪一個簡要的歷史軌跡,告訴我們今日的運作方式是怎麼來的。我將說明新自由主義政策是西方與全球的經濟成長衰退以及社會不公急遽升高的直接因素。最後我將提出一些解決這些問題的建議。

 

西方脈絡下的新自由主義 

 

故事從1930年代的大恐慌開始。大恐慌是經濟學家們所謂「過度生產危機(crisis of over-production)」產生的結果。資本主義透過增加生產和減少薪資來不斷擴張,但是這造成嚴重的不均,逐漸侵蝕人們的消費力,並且造成貨物供過於求,沒有市場出路。為了解決危機並且避免其在未來再度發生,當時的經濟學家們(以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為主)建議國家應該要介入並管制資本主義。他們認為,藉由降低失業率、提高薪資、增加消費者對物品的需求,國家可以確保持續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福祉。這是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階級妥協,防止了未來可能的不穩定。

 

這樣的經濟模型被稱為「鑲嵌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他是資本主義的一種,鑲嵌在社會中、被政治考量所制約、致力於社會福利。他試圖創造出一批溫順而有生產力的中產勞動力,他們會有能力消費大量生產的基礎商品。這些原則被廣泛運用在二戰之後的美歐。決策者們相信他們可以將凱因斯主義的原則用來確保世界的經濟穩定和社會福祉,進而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他們發展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隨後成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試圖解決收支平衡的問題,並且促進戰後歐洲的重建與發展。

※ 註:凱因斯經濟學即是此門學派的代表

 

鑲嵌式自由主義在1950和60年代達成了高度的經濟成長,大部分發生在工業化的西方,但許多後殖民國家也得到成長。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期,鑲嵌式自由主義面臨了「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一種高度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的結合。在美歐地區,通貨率從1965年的3%竄升到1975年的12%。經濟學家們在當時激烈爭辯停滯性通膨的原因。進步派學者例如克魯曼(Paul Krugman)指出兩點。首先是越戰的高額花費使美國的收支出現二十世紀首次的赤字,這使得國際投資者感到擔憂,進而拋售美元,導致通貨膨脹。尼克森加劇了通膨,為了盡快支付戰爭不斷製造的花費,他在1971年將美元與黃金脫鉤。如此一來金價一飛衝天,而美元則跌落深淵。其次,1973年的石油危機造成物價升高,拉漫了生產和經濟的成長。但是,保守派學者則反對這些解釋。他們認為停滯性通膨是繁重的富人稅過多的經濟管制造成的。他們認為鑲嵌式自由主義已經走入死胡同,該是廢除他的時候了。

 

此時,保守派得到富人的支持。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1],此時的富人企圖重建他們的階級在鑲嵌式自由主義中失去的權力。在戰後的美國,前1%收入者佔全國總收入從16%下降到8%。不過這並沒有造成傷害,因為經濟仍在成長,使得他們能在快速長大的果實中持續取得利潤。然而當成長停頓且通膨在1970年代爆炸,造成他們的財富開始嚴重瓦解。於是,他們除了尋求回復停滯性通膨對他們的財富所造成的影響,還要將危機當作是瓦解鑲嵌式自由主義的藉口。

 

他們在「沃爾克震撼(Volcker Shock)」得到解決方案。保羅沃爾克(Paul Volcher)在1979年被卡特總統任命為美國聯邦準備系統主席。在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們(如Milton Friedman等)的建議下,沃爾克認為唯有藉由提升利率來壓住通膨才能解決危機。作法是箝制貨幣供給增強儲蓄,進而增加幣值。當雷根總統於1981年就職,他再次任命沃爾克,持續推升利率,從低個位數一路上升到20%。這造成大規模衰退,引發超過10%的失業率,以及勞工組織能量的瓦解(勞工組織在鑲嵌式自由主義中是平衡資本家造成大恐慌的關鍵)。沃爾克震撼對勞工階級造成災難性影響,但是他解決了通貨膨脹。

 

如果貨幣緊縮政策是新自由主義在1980s年代初期誕生時的第一個元素,那麼第二個就是「供給端的經濟(supply-side economics)」。雷根想要給富人更多錢來促進經濟成長。其背後假設是,他們將會投資以及升生產能量,創造更多財富,接著逐漸「涓滴(trickle down)」到社會全體(但我們隨後將發現,這實際上並沒有發生)。最後,他將頂層的邊際稅率(marginal tax rate)從70%削減到28%,並且減少最大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到20%,這是大恐慌以來的最低。同時,雷根也提高了勞動階級的工資稅(payroll tax),達成了共和黨單一稅(flat tax)的目標。雷根經濟計劃第三個是要素是金融部門的去管制化。因為沃爾克拒絕支持這項政策,雷根在1987年任命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取代之。葛林斯潘(貨幣主義者,推動減稅和社會保險私有化)被共和黨和民主黨持續任命直到2006年。他所推動的去管制化最終造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上百萬人失去家園。[2]

 

綜觀以上,這些政策(同時也在英國由柴契爾夫人執行,並且實施更強烈的私有化)導致美國的社會不均達到前所未有的頂峰。圖一顯示生產力持續穩定上升,而在1973年沃爾加震撼後薪資大跌,剩餘價值有效地從工作人口轉移到資本掌握者手中。在此潮流的背後,CEO的薪水在1990年代增加400%,工作人口薪水增加少於5%,聯邦最低薪資減少超過9%。[3] 圖二顯示最高1%收入族群占全國總收入在1980年代從8%增倍為18%(同樣的事也發生在英國,從6.5%上升到13%),這是十九世紀末鍍金時代(Gild Age)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水準。普查資料顯示,美國前5%的家戶所得從1980年起增加到72.7%,而中等收入家戶則停滯,後四分之一家戶收入下降到7.4%。[4]

 圖一:衝擊勞工:美國1960-2000年的實際薪資和生產力 Source: R.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New York, Verso, 2005).

 圖二:1979-2008全國收入分配 Source: Mother Jones magazine, based on US Census data.

 

最後,關於「涓滴效應」;套用劍橋經濟學家張夏准的描述:「使富人更富有並不會使其他人也一起富有」,也不會刺激經濟成長,而這是供給端經濟學的基礎。實際上,事與願違:從新自由主義誕生以來,工業化國家的人均成長率已經從3.2%下降到2.1%。[5] 數據顯示,在推動經濟發展這部分,新自由主義徹底失敗了,但是他卻機靈地成為富有的精英重建權力的工具

※ 註:這與中國大陸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時,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所提到「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再讓所有人都能富有」的觀念不太相同,因為中共政府不但始終維持絕對權力的控制,必且也要求企業負擔五險一金的社會保障,同時也逐步調升各省基本工資,這些都違背了資本主義的教義。

 

如果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大部分社會是如此地破壞性,政治決策者們又為何要採行?部分原因是勞工組織在沃爾加震撼之後的瓦解。工會被妖魔化為官僚且封閉的,而左派也在蘇聯解體之後試圖和社會主義切割,美式風格的消費主義也在此時興起成為主流。企業在美國政治系統裡頭的遊說造成的影響力大增,以及華爾街資助的經濟學各學派最近爆發的利益衝突也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或許是在意識形態層次上新自由主義成功地將自己行銷為典型的美國價值之一也就是「個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y)」。[6] 保守派智庫,例如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等,在過去40年致力於宣揚個人自由(liberty)唯有透過市場自由(freedom)才能達成。對他們來說,任何形式的國家介入都容易導致專制主義。這樣的立場在海耶克(Frederich Von Hayek)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獲得瑞典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得到廣泛認同與信任。

 

待續....

 


參考資料: 

[1]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Stiglitz, Joseph. 2010. Freefall. New York: W.W. Norton & Co.

[3] Executive Excess 2006, the 13th annual CEO compensation survey from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nd United for a Fair Economy.

[4] U.S. 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Income Tables: Families.

[5] Chang, Ha-Joon. 2007. Bad Samaritans: The Guilty Secrets of Rich Nations and the Threat to Global Prosperity. London: Random House. Pg. 26.

[6] Hickel, Jason and Arsalan Khan. 2012.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Critique,”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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