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一篇英國金融時報對於基本工資的評論,作者引用經濟學家在美國做的實驗調查,發現提高基本工資並沒有造成工作機會的消失,雇主也不會減少用人。

基本工資這個議題在經濟學界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最常見的是古典經濟學派以及新自由主義的信奉者認為,基本工資是勞動市場的一大門檻,政府理應將一切市場門檻消除,讓市場自由化才能促進經濟流動,基本工資等於是設立一道資本進入市場的的門檻,這樣反倒使雇主雇用員工的意願下降,造成更多人失業,因此主張廢除基本工資,員工的薪水交由市場機制來決定,政府不應該插手介入,干預市場。

也就是因為這樣過度信奉自由經濟的教條,使得基本工資的議題經過幾十年來的爭議一直都不會消失,而更多企業主即使不懂經濟學,也極力追捧這樣的說法,畢竟對自己來說營運成本降低是好事,也因此我國每年的基本工資審議總是勞資雙方總是呈現對峙僵持的狀態,最後由勞委會宣布雙方的「共識」決定基本工資調漲與否 (不過在台灣可以任由某人決議是否要漲,也可以隨便訂立一些不符規定的條件,審議委員會只是做做樣子而已,簡直可笑!)

 


 

金融時報原文

 

去年11月傳出消息,16歲至24歲的待業青年總數達到7位數,盡管就業方面壞消息頻傳,但這個數字仍然令人大吃一驚。

100萬中包含了近30萬名正在找兼職工作的學生,而且,盡管沒有直接可比的數據,但幾乎可以肯定上世紀80年代的情況更糟。然而有證據顯示,在衰退期畢業對一個人收入的影響時長將遠遠超過衰退期本身時長,為此我們急需採取行動。可採取什麽行動呢?

有一派觀點認為,答案很簡單,廢除最低工資制即可,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就支持這個觀點。這不大可能。前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909年創立最低工資制以後,這一制度逐漸沒有用武之地。不過,工黨(Labour)1999年出台國家最低工資法之後,抱怨的聲音不大。2005年,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曾表示該法很成功,而在2008年,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表示,“現代的保守黨人承認最低工資法是公平的”。

不過,這番表態有些奇怪,因為“最低工資法本身有失公允”一直是反對者攻擊它的理由。最低工資法禁止勞動者以低於規定的價格出售勞動力,因此可想而知,它會導致低生產率工人失業。雇主則改用機器代替人力。

這個觀點在理論上簡單易懂、很有說服力。但真的是這樣嗎?早在1994年,戴維•卡德(David Card)和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兩位經濟學家就發表過一篇不同尋常的文章。文章通過統計學分析得出結論:最低工資制不僅不會減少工作崗位,甚至還可能創造工作崗位。這個結論真叫人吃驚。

不同尋常的結論需要不同尋常的證據支撐。許多經濟學家對卡德和克魯格的結論不以為然,許多左派評論人士卻不加批判地利用這一研究結果。這兩種態度都令人遺憾,因為這篇論文十分有趣,絕對不容忽視。卡德和克魯格是運用經濟學中稱為“自然實驗”的研究方法的先鋒。新澤西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臨近的賓西法尼亞州則維持不變。他們在新澤西州和賓西法尼亞州東部調查了400多家快餐店,發現兩個地方快餐店的用工趨勢並未出現很大不同。工資較高的店鋪的用工趨勢,與必須根據最低工資標準加薪的店鋪的用工趨勢也沒有出現差異。這種研究方法具有開創性,受到了很多效仿。

公平地說,並非所有統計學研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但是為什麽卡德和克魯格在某些情況下是對的呢?如果雇主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上風,它們實際給出的工資可能會低於競爭性供求平衡狀態下的工資水平。一些工人寧可繼續找工作或申領福利補助,因此就業在這個層次上就會有所減少。推行最低工資制,工資水平和就業水平都會提高,利潤則會下降。

當然這種分析只適用於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在英國引入最低工資後,其增速一直比消費價格指數(CPI)高出20%左右。即使最低工資制能夠在不減少工作崗位的情況下提高貧困人群的收入,但如果認為無論在什麽經濟條件下都會出現這種結果,就未免有些忘乎所以了。英國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一直準許對較年輕勞動者設定相對較低的最低工資標準。這並不令人意外。

然而如果一個年輕人不能創造足夠的價值,證明自己有資格獲得足以謀生的薪水,那麽無論我們怎樣調整最低工資都於事無補。他本人、他呆過的教育機構,以及他所處的社會,都面臨著更大的問題。

 


筆者評:最後一段其實就是現代企業主最喜歡用來批評年輕人的說詞,不管是基本工資也好,青年低薪化也罷,社會總是不缺批判年輕人好吃懶做,眼高手低,好高騖遠的聲音,但不管年輕人是否技能低落,還是老闆們的企業只能吸引到這樣的人才,這種言論往往會招致民眾大肆批評,無法理性討論,只會製造對立,真正的原因反而被憤怒浪潮給淹沒了,無法讓人民了解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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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名稱:社會結構愈不公平 我們愈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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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ardenofhope.pixnet.net/blog/post/14897097

    紀惠容(勵馨基金會 執行長)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台灣的社會充滿了不公平的結構,民主的過程有太多的傾斜,富人越富,窮人滑落更底層,貧富差距戲碼愈演愈烈。

      根據財稅資料中心統計,最窮五%家庭平均年所得只有5.1萬元,最富有五%家庭平均年所得達382萬元,貧富差距12年飆升至近七十五倍,創歷年新高!

      2010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10.72%,這雖是多年來罕見的好成績,但經濟果實並未全民共享,其實,一年GDP只要成長3-4%,最少可以創造三千至四千億元。這十年,台灣GDP成長三成,為何台灣民眾薪水不長反「倒退嚕」到12年前,這個豐碩果實到哪去了?原來,愈來愈多是由企業的大股東獲得,而多數中產階級已難分享成長的喜悅,財富分配正義在哪裡?

      台灣稅制不公,舉個例,帝寶豪宅法拍,賣方獲利達新台幣1.73億元,卻只繳交158萬或212萬元的土增稅及房屋交易所得稅,稅率僅0.91%到1.23%,相較一般人勞心勞力賺到1.73億元,若屬薪資所得,要課以最高稅率40%,得繳6900多萬元的稅。監察院委員沈美真說,「買賣不動產賺很多,但繳的稅很少,而勞心勞力、努力工作的人要繳的稅一毛都跑不掉,這不是政府應該有的做法。」

      再則,檢視政府改善貧富差距政策,居然全數仰賴每年三、四千億元的社福支出,討好中下階層,卻沒有勇氣實施稅改,課徵富人稅。台灣稅收僅佔國民生產毛額的12%,南韓則有24%,且台灣稅收70%來自受薪階級,政府還調降富人稅,沒有穩定的稅收,政府豈有可能年年發津貼,當耶誕老人?這不正是在重蹈歐元國家財政危機的覆轍?

      其實,貧富差距的惡化,也在全球各地上演,美國70年代,企業高階主管的平均收入,是勞工最低平均收入的40倍,現在擴大到400倍。80年代雷根上台後,以「減稅」作為刺激投資的號召。之後上台的老布希、柯林頓等人,減稅都成為主流,每個政治人物都知道,誰敢喊加稅,就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也擴大了貧富差距。

      台灣追隨西方資本主義,讓政府不願加徵富人稅,企圖以社福支出進行財富重分配。看看選舉前的津貼加碼,企業操弄選舉,國家負債累累,已債留子孫好幾兆,社福支出還能撐多久?

      身為社福團體的我們,很心痛,看到底層窮忙族的婦孺、弱勢家庭,我們更擔憂。

      勵馨自許為服務與倡議同行的非政府組織,在這不公義的年代,我們擁抱理想,儘管需要服務的個案越來越多,卻也要在百忙中,勇敢抗戰不公平的結構與制度,當勵馨大聲倡議時,請支持我們勇敢前行。

    文章終。